在工作中维权意识很高
来源:    发布时间: 2019-09-05 09:17    次浏览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在制定职业规划要立足于现实,在理性全面认识自己的基础上有长远的追求。他们应该摈弃“一步到位、一蹴而就”的就业观念和盲目自大的自恋情结,努力寻找自身的差距与不足;第二,培养吃苦耐劳精神,形成乐于奉献、勤俭节约、理性消费、独立自强的优秀品质。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学校长期依赖父母,进入社会工作也依然需要父母的补贴,这就使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啃老族。在城市工作生活中他们一旦遇到困难或挫折,就会垂头丧气、埋怨牢骚甚至辞职,难以在城市里安稳地生存下来。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极其需要培养这些品质;第三,新生代农民工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自己,在工作中讲诚信、守纪律,踏踏实实做适合自己的工作,努力积累经验寻找发展的质变,坚信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的人最幸福,努力成为新时代背景下的大国工匠。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要加强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主动参加职业技能培训。2016年6月开始实施的新《教育法》第二十条中明确提出:“国家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使公民接受适当形式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等方面的教育,促进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推动全民终身学习”。[10]因此随着我国教育制度的完善,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也要积极转变传统教育观念,主动参加自学考试、函授教育、夜大、远程教育、开发教育等各类继续教育平台,树立“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观念;其次,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除了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之外,手机、网络等新兴媒体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接触社会和了解社会的重要方式之一,而且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21世纪,信息无论在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都比过去要快、要广,而且纷乱复杂,新生代农民工要提高自身的甄别能力,同时也要学会利用网络来学习。

通过对国家统计局2012年到2014年(2015、2016年缺乏相关数据)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的对比,我们发现虽然以20岁以下及其21岁到30岁之间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的比例在增加,但增幅过慢且不超过一半的人数接受培训,其中接受非农业职业技能的培训人数明显高于农业技能培训的人数。而三十岁到五十岁及以上为代表的老一代农民工接受职业技能的比例略高于新生代农民工,其中接受农业技能培训的人数高于非农业职业技能。显而易见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意识不高。挖掘其深层原因:第一,现代社会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更新的社会,各行各业都离不开学习和革新,并且在高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对产业工人的知识要求更高。虽然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学历高,但是从全国教育水平来看,他们以初高中文化程度为主,受教育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并不能达到新时代对工人的知识要求。所以他们比老一代农民工更需要进行更复杂、高深的非农业的职业技能培训,而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有畏难情绪、怕苦、怕累、怕麻烦,不愿意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第二,据赵蒙成,王会亭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之余有时间学习的占了26.9%,15.1%的人没有足够时间学习,其工作压力大,在工作一天之后,就不一定有时间、有精力学习了。38.8%的人感觉学习中最大的困难是学费问题,29.7%的人认为是没有足够的时间,15.8%的人认为是生活盲目没有动力,12.6%的人认为自己基础薄弱学不进去,仅仅3.1%的人认为是学习兴趣的问题”。[5]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在步入社会以后,学习环境较差和学习动力不足,也很少参加职业培训,也会影响他们职业技能培训的意愿;第三,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对土地的依赖性大大减弱,对农业生产方面一窍不通,也没有落叶归根的情结,乡土观念淡薄,这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在城市定居。这正好解释了新生代农民工多接受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而不是像老一代农民工主要接受农业技能培训的原因。同时为了实现融入城市的愿望,新生代在工作中可能会心浮气躁,功利心很强。他们所关注的是工作体面、升职加薪,而不是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提高职业技能和尽职尽责地工作。至于企业的发展、集体的利益,他们认为是企业经营者所考虑的事,与员工关系不大。

兰春红对新生代农民工诚信状况的调查显示:37.1%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经济效益和诚信都很重要,15.2%的人只选了经济利益,换言之讲诚信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到一半[6]。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在诚信方面存在很大问题。而老一代农民工乡土观念很重,他们相信人无信则不立,譬如信义兄弟孙东林,孙水林就是老一代农民工的讲诚信的典型代表。这是因为: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是诚信经济,但其背后的附属物—机会不均、就业门槛、贫困世袭、财富垄断、阶级固化等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产生相对剥夺感,对诚信持怀疑态度。而老一代农民工却持相反看法,认为正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他们的生活水平才有了质的飞跃;其次,传统的道德约束机制弱化。老一代农民工诚信道德失范成本高,他们会因为不守信用而在全村臭名昭著,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的人际交往没有老一代农民工多,主要受城市文化的影响,再者因为经常换工作、换城市,以至于没有稳定的朋友圈子,道德失范成本较低,传统的道德约束弱化,更不用说职业诚信问题;第三,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一样,从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这类企业主文化水平较低,歧视农民工,拖欠他们工资,诚信意识低,企业主的这些失信行为也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为。

企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学习的平台,是他们的第二家庭。尽管盈利是企业的主要目的,但从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长远利益来看,企业也应该构建和谐的企业文化环境去提高其员工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道德水平。第一,企业要创新管理模式、适当提高工资待遇以及改善工作环境,为新生代农民工营造和谐、温馨的企业氛围,建设具有人文关怀的企业文化。培养新生代农民工“企荣我荣、企衰我衰”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使他们爱企业同爱自己的岗位有机结合起来,发挥其生力军作用;第二,因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在社会呼唤给农民工公平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自然而然这个群体特别关注公平,他们要的是管理公平、报酬公平、升迁公平[9]。因此部分企业要改变陈旧的观念,消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多一份尊重、理解和包容;第三,企业还要开展丰富多彩的团体活动以增强其凝聚力。因为单调乏味的工作模式不仅降低了企业的工作效率,而且会让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厌倦感。强制性命令性的管理只会让他们产生逆反心理。比如华为每年都会组织一系列关爱员工的活动,像“家庭日”、“为爱奔跑”、“3+1活动”;第四,企业要组织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免费的职业培训,培训课程要与互联网结合起来,让他们能随时随地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学习。

2016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工匠精神”,引起全社会各个职业人的关注。工匠精神体现了敬业、认真、淡泊功利的职业道德,更是在这种职业道德指导下对精益求精的职业技能的追求。老一代农民工是工匠精神的最好的诠释者,在工厂车间,他们精打细磨每一个零部件,努力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把工业产品做到极致精准,取得了良好的职业技能培训效果。而新生代农民工恰恰缺乏老一代农民工身上的工匠精神,他们在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时,挑肥拣瘦、不务正业、粗枝大叶、心浮气躁,职业技能培训效果不佳。除了以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原因外,还有以下三个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效果:首先,尽管政府最近几年一直在强调要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比如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政府报告中提出,2016年要完成2100万人次以上的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培训任务,但在实际的宣传和地方政府的实施过程来看,这些政策并没有落到实处,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降低,职业培训效果不佳;其次,政府、企业以及培训机构组织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过于形式化、效果不佳。政府提供的职业培训“时间短、内容旧、技术含量低”,还是采用和老一代农民工一样的培训模式。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换工作频率高和维权意识强,企业害怕在投入资金和时间后培养出来的新生代农民工要求加薪或者被其他企业高价挖走,因而企业不愿意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最后,职业院校培训方式单一、资金缺乏、与市场脱节等问题突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提高。

老一代农民工大多从事体力劳动的职业,诸如包工头、擦鞋匠、摆地摊等行业。这些职业一般被称为“最脏、最累、最苦、最没出息”的卖命职业,拿着城市里最低的工资,难以得到社会的正面评价。尽管如此,但老一代农民工过得非常充实,也很满足,毕竟相比于在农村,他们现在解决了温饱问题,还能攒下一些钱。而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农民工而是工人群体,很排斥农民工或者打工妹或打工仔的叫法,他们希望自己受人认可、理解、尊重并呼唤和城里人享受同等的、公平的待遇,在工作中维权意识很高。其职业情感略显消极表现在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达到以上提到的这些要求,对工作的满意度也就比老一代农民工低。探究其原因可能有三:首先,根据王东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状况的调查:只有27%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结婚,49%处于恋爱或订婚状态,还有24%单身[2]。可见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成家结婚,家庭经济负担较轻,甚至有些新生代农民工的父母还会补贴他们,所以他们更看重精神上的体验、心理上的满足,而不是像老一代农民工完全为了挣钱而挣钱;其次,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较高,基本上初中毕业,有的甚至高中、大专毕业,视野较开阔,就业层次期望高,但是基于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竞争强的形势,他们不容易找到令其心满意足的工作。最后,老一代农民工比较的对象是农村乡民,他们在收入、盖房、娶媳妇等事情上比留在家乡种地的农民占优势,幸福感自热而然就高。而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与城市青年比较,在文凭,就业能力、经济实力、城市社会福利等方面存在劣势,这种攀比心理让新生代农民工满足感很低。

在进行职业选择时,老一代农民工对工作的要求很低、就业层次低,职业规划简单,只要有活干、自己能干,付工资,他们就很满意,至于辛不辛苦、工资多少等待遇问题,他们不会深入追究。而新一代农民工会优先选择工作环境好、待遇优良或者工作强度小且轻松的工作,但是并不考虑自身的实际能力,职业规划好高骛远、对所从事的职业与个人特质是否契合缺乏详尽考虑。基于华磊做的问卷,接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想要通过自主创业的方式展开新生活,还有少数新生代农民工想要维持当下的生活状态。可见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有很明确的职业规划并对自己的期望较高,但在创业路上或者在学习一技之长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和逆境,他们中的大部分就会放弃原来的规划,频繁换工作,逃避问题。正如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所说“如今的年轻人,晚上想想千条路,早上醒来走原路”。还有大约20%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规划意识淡薄、职业目标不明确,秉承过一天算一天的消极人生观。因此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认知模糊。这是因为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距离始终较第一代农民工更为接近,在与土地渐趋疏离的同时,他们的身心逐步向城市靠拢,诸如日常饮食适应性、普通话熟练度等方面[1]。所以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眼界高、工作期望高。他们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一样把进城打工看作一种“养家糊口、补贴家用”的生存方式,而是“追求个性、体验人生”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认知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他们认为讲人情、拉关系才能找到好工作,而专业技术、职业精神都是次要的。故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会不思进取,甚至没有职业规划。

国家制度环境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职业道德水平的重要制度基础,对其影响是最直接、最普遍、最深入。因此首先,国家要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因为只有工资收入的增加,社会保障的加强,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热情和责任心,也就使得职业道德水平的提升显得顺理成章[8]。同时国家也要继续完善土地制度。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像老一代农民工依赖土地,但是农村承包地土地的流转、征用、确权等土地制度变革关系着他们的能否真正融入城市。毕竟市民身份能让他们产生社会认同感,从而促进他们踏实工作,提高职业道德水平。再者,政府也应该改革职业教育制度,不能再照搬老一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模式。且应该高度重视对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素质的提升和他们的全面发展,反对将教育局限在知识的传授和基本生活技能的习得上,提倡职业教育应当培养“完整”的人。只有这些与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制度完善了,才能为破解其职业道德困境提供可能。

基于吕涛实地访问和调查,他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纪律观念薄弱,无故旷工误工、工作期间打游戏、玩手机等现象普遍”。而新生代农民工因严重违反纪律而造成较大事故的事情经常发生。譬如在南京金陵船厂,一个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期间去上网,导致船险些翻了。而老一代农民工纪律性较强,他们认为“拿了别人的工资就应该好好干活”,就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也会遵守企业的各项纪律。可能的原因如下:第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纪律观念淡薄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从他们大多数成长经历来看,从小作为留守儿童的他们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缺少父母的关心与爱护和管教,在性格养成、习惯养成以及纪律养成方面存在众多不足,譬如自由懒散,自私自利。而老一代农民工虽然也成长于农村,但出来打工时间比新一代农民工早,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不像新生代农民工年轻气盛、而他们胆小怕事、小心谨慎,在企业主面前唯唯诺诺,害怕失去工作;第二,某些企业的纪律过于苛刻。比如富士康,据相关调查显示“38.1%的工人表示在富士康曾有过被管理人员或保安限制自由的经历;54.6%的工人在不同程度上对工厂制度和管理感到愤怒;16.4%的工人表示曾有过被管理人员和保安体罚的经历,”[7]高度的监视、严厉的惩罚、死板的制度、枯燥无味的工作内容等迫使新生代农民工去反抗和违反纪律。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于新一代农民工更能吃苦耐劳、忍受,但维权意识差。

“自2007年1月1日以来,68.3%的新生代农民工换过工作,高出老一代农民工31.8个百分点;其中换过一次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占40.2%,高出老一代农民工18.2个百分点,换过两次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占20.3%,高出老一代9.2个百分点;换过三次及以上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占6.1%,高出老一代农民工2.7个百分点”。[3]这些统计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跳槽”“旅游式”打工、“短工行为”等现象更为普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这种职业行为分析其原因:第一,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年纪轻、学历高、拥有社会网络关系、善于接受新事物等特点,因此他们拥有比较高的初始人力资本,意味着他们在城市中有可能更容易就业,也并不担心失去工作后找不到工作的问题;第二,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环境更为优越,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国家经济发展平稳快速,家庭经济条件有了很大改善。然而优质的生活使他们欠缺吃苦耐劳的精神。一旦在工作中遇到挫折,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辞职;第三,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以体力劳动为主,所从事的职业多是运输、服务业、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等,主要是服从性的工作方式,工作中缺乏话语权,生活中也处于弱势。同时他们的忍受能力比老一代农民工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愿意选择跳槽。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行为极其需要规范。